“外婆”与“姥姥”之争背后的追问
【环球时报记者 李司坤 马俊】近日，沪教版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中“外婆”被改为“姥姥”，尽管最终以上海市教委责成有关方面将“姥姥”一词恢复为“外婆”，以及相关出版社向社会各界及课文作者道歉而告结束，但由此引发了有关“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二者关系的讨论。方言在国内的存续状况如何？方言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是否真的需要保护？
方言往往会被主动抛弃
“方言是一个地方的灵魂，是地方文化的核心载体，是民系或族群的重要标志，”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研究员侯兴泉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没有方言，民系的基础就消失了，以方言和民系为基础的地域文化，如吴文化、楚文化、客家文化、岭南文化等也会失去存在的重要根基。“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文明恰恰是由悠久多元的地域文化组成的，没有地域文化做支撑，中华文化就是个空中楼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方言不仅是地域文化长期积淀的成果、一种生活样态的表现，对文学来说也有价值。此外，方言还是对标准语、普通话非常重要的补充。
“从整体趋势而言，包括方言在内的大多数语言走向消亡是不可避免的。”致力于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保护近十年的科大讯飞公司多语种高级研究员祖漪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当代，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在不断向主流强势语种靠拢。尤其是主流语言往往背靠更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实力，不断侵蚀弱势语言的“地盘”。
联合国2017年的相关报告显示，全球现有约6000种语言，预计到本世纪末将有90%的语言可能消亡。其中近500种语言的传承者甚至少于10人，很可能迅速灭亡。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根据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提供的数据，在中国的130多种语言中，有68种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有48种使用人口在5000人以下，其中有25种使用人口不足千人，满语、赫哲语、苏龙语等使用人数不足百人。
但为什么有的地方方言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而有的方言面临边缘化甚至消失的困境呢？侯兴泉认为，决定一个地区方言生命力的最主要指标是方言的使用人口，而使用人口的增减又跟方言区整体的经济、政治地位乃至文化影响力都有莫大关系。侯兴泉表示，许多语言或方言的消失是讲该种语言或方言的人主动抛弃的结果，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弱势社会地位与其所在的区域文化相联系，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保留价值，主动抛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以期摆脱歧视。“这种观念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社会语言学的调查已经印证了这点。”
“粤语具有很强的本地生活基础和相当广的应用人群，这就导致它很难被改变。”张颐武认为，一般而言，方言只是在特定地域里交流，但有些地域由于经济发达或与外界联系紧密，反而让其他地区的人觉得更时髦。广东、香港的粤语对内地就有很大影响，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尤甚。当年，很多说普通话的人都模仿说粤语，就是因为香港的经济比内地发达，港商或香港的流行文化一来，就有人觉得时髦。
保护方言并不是伪命题
也有人认为，一些方言或特殊语言的消失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语言趋同也是社会文明的标志。那么，保护方言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呢？侯兴泉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语言或方言始终在变化中，存在或消失都有其内在逻辑，这点毋庸置疑。但若认为语言的趋同是社会文明的标志纯属无稽之谈。“难道全世界只剩下一种语言了，这个社会就高度文明了？”
“现在许多人喜欢用经济或政治的标准来衡量语言或文化，认为语言或方言越少，沟通成本越低，社会效率越高，政治上也越容易管理。”侯兴泉认为，这只是看到了语言作为工具性的一面。语言除了是工具，更是人自我深层理性思维的表达方式、情感的依归。正是有了多种多样的语言，才有了多样的思维方式，从而创造和承载了多元文化。文化追求的是个性化和多元化，而不是经济或政治上追求的一体化。“即使对那些不管怎样都可能会消亡的语言或方言，我们也需做好资料保存工作，建立档案，已便后人了解或研究。”
“方言保护、保存是必要的，但针对方言进行保护的必要性与在现实交流中强行推广如在小学里进行大量方言教学，又是两个概念。”张颐武强调称，“我们可以在地方的文化课里把方言进行传播介绍，但进行大量的方言训练，甚至用方言来写作是不可行的。”张颐武认为，一个地方重视本地方言是积极的，但不能因此就不要普通话了。“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非常重要。”
挽救濒危语言争分夺秒中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濒危语言问题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与重视。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濒危语言国际专家会议，通过了《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报告，该报告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的纲领性文件。
为挽救这些濒临消亡的语言，各国都在争分夺秒。澳大利亚政府上世纪70年代便规定在全国实现多语教育制；美国出台专门保护原住民语言的相关法案，支持原住民语言项目。中国也先后出版了汉语方言地图集、音档及系列词典。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更是规模宏大，计划为每种语言记录1000-3000个常用词、数量有限句子和400分钟的文化典藏。侯兴泉告诉记者，从2015年起，由国家财政立项，教育部、国家语委领导，委托北京语言大学等高校组织实施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就是各方携手保护境内各种语言和方言的见证。
除了出台相关保护政策，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保存濒临灭亡的语言也是十分必要的。祖漪清介绍说，基于语音合成、语音识别、翻译技术、经过人机协同分析，可实现对一个语言的完整“复制”。对于没有文字的语言，美国科学家进行的“语音罗塞塔”项目的思路值得借鉴，即尽最大可能获得被记录语言的语音和主流语言文字的平行数据，并实现两者之间的“翻译”。
不过，祖漪清表示，现有人工智能技术需要海量数据作为机器学习的内容支撑，但一些濒危方言和语言的使用者中，真正能标准朗读的人已经很少，甚至只有个位数，而且大都年事已高，这使得语音的采集工作极为艰难且迫切。另一方面，中国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种类繁多，结构复杂，甚至存在“十里不同音”的情况。若想保存这样种类繁多的方言，必须依靠全社会的支持。他们邀请全民参与共建“中国方言库”，用自己的声音留下中华语言文化遗产，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原标题：“外婆”与“姥姥”之争背后：方言是否真的需要保护？|赫哲语|模仿说|濒危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