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去过。当然。好几次。去年去了，但不喜欢。”
以上是张先生对我的几个问题的回答：他是否去过南极、澳大利亚、阿拉斯加和迪拜。我得到严格指令，要尽一切努力，为张先生在这架飞往北极的俄罗斯直升机上谋得一个靠窗户的座位，以满足他对摄影的强烈爱好。
对于富裕的中国游客来说，世界现在是开放的和消费得起的，他们也正在充满激情地广泛游历。在游遍了主流目的地之后，他们现在正在瞄准一些极端目标：南极、北极、珠峰大本营、亚马逊河等，但他们总是要求旅行的舒适性，并且由于很多人只会汉语，因此还总是需要一名导游以及一群中国人。
据业内人士说，高达三分之一的北极和南极旅游线路都是中国人预定的，虽然这些线路的价格从20万元人民币到80万元人民币不等。有些线路，像到南极的线路，还需要排队等候名额。
由于我偶尔会为这种高端旅游线路担任导游(得益于我是一个说普通话的外国人而得到的难得机会)，我的汉语词汇迅速增加。我很可能是能用普通话说出南极洲所有种类企鹅名称的唯一的外国人。谢天谢地，今年3月我带的北极游对语言的要求不是这样高：北极熊们在汉语中只有一个名称“北极熊”。
在我们离开奥斯陆后的第一站，处于北极圈内的挪威斯瓦尔巴群岛上，由于北极熊极为常见，人们在户外活动时常受到鼓励随身携带枪支。
在第一次遭遇到一位携带武器的导游时，我所带领的旅游团成员以足够吓跑北极熊的饿虎捕食之势冲向了他。在我的旅游团全体成员列队等候与这位导游和他的枪支拍照之际，他自始至终保持北欧人特有的沉着和他的微笑。
旅行本身就像北极这个目的地一样富有吸引力。一架安东诺夫飞机的俄罗斯飞行员骄傲地解释说：“这些飞机是在苏联时期设计的，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点着陆。这些飞机在北极飞得跟在非洲一样好，我本人就为苏丹总统驾驶过飞机。”
如果总统都可以坐，那么我们也没问题。这架安东诺夫飞机按计划将我们带到了斯瓦尔巴群岛以北1300公里的俄罗斯巴尔涅奥冰上基地。
离开巴尔涅奥，一架俄罗斯米-8直升机经过短途飞行，将我们带到了真正的北极点。张先生得到了他的靠窗座位，整个飞行过程中他一直专注地望向窗外，寻找难觅踪影的北极熊。
着陆以后，张先生遇到了一个麻烦。他反复说着“没有反应，没有反应”，神情日益绝望。他的无人机听话地从北极点起飞，然后就开始耍赖。它现在已经飞离了近两公里，飞出了视线之外，已经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极地低温已经使得无人机的数字操作系统失灵。
我担心失控的无人机直接掉头，撞上我们停泊在雪地上的直升机，但是，谢天谢地，它很快耗尽了电池，摔到了地上。张先生耸耸肩，说“没办法”，接着就将他拍摄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我们的团队成员：一些人此时已经脱掉外衣，仅仅穿着短衣短裤在冰上蹦跳。
我们运气特别好，天气好极了：蔚蓝的天空，平静无风，气温是温暖的10摄氏度。张先生是我们这个团队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他很快开始发号施令：展开一面硕大的中国国旗，激动地招呼所有人在相机镜头前摆出各种姿势拍照。这一切非常有趣，不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其他游客来说。这些游客从未看到一个中国旅游团如此无拘无束。
与我们分享安特诺夫飞机、直升机，以及北极点的人还有一个来自莫斯科的沉默的俄罗斯旅游团，一对极为迷人的希腊夫妇(他们此行是为了替一个他们编辑的时尚杂志拍照)、一位极高的挪威富豪及其妻子，以及一位头发蓬乱的加拿大人(他已经预定了更多的探险活动：乘坐潜艇下潜到泰坦尼克号沉船，以及一次太空旅行)。
张先生对泰坦尼克号沉船及太空都不感兴趣。他也已经做出决定：下一次摄影之旅将是加拿大的北极圈地区。毕竟，他还有一些未竟事宜：北极点不仅使他的无人机瘫痪了，而且他此行没有看到哪怕一头北极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