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王炳林 演讲地点：人民网演播大厅 演讲时间：2020年3月
王炳林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建和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等著作10多部，发表论文100多篇。
大学生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更好地走向未来。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称得上是一场磨难。如何看待这场磨难，如何从磨难中奋起？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重要论断，对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读史使人明智，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经历过的磨难中，特别是从历史上抗击疫病的经验教训中汲取历史智慧，坚定我们战胜疫情的决心和信心。
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气动力装备有限公司全面复产复工，工人在进行生产作业（3月18日摄）。新华社发
历史上的瘟疫及防疫斗争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同时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付出了太多的牺牲。每逢磨难当头，都能激发伟大的爱国情怀和无穷的斗争力量。
今天我们重点讲中华民族与瘟疫做斗争的情况。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上，常常将这种大规模暴发的疾病称为“瘟疫”，包括鼠疫、霍乱、天花等。人类与这种瘟疫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些瘟疫的流行也曾影响朝代的兴亡，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3月10日在武昌方舱医院，医护人员与即将出舱的新冠肺炎治愈患者互相鼓劲。 新华社发
1.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几次大瘟疫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以来的2000多年，先后发生过300多次瘟疫流行，经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从一些重要历史关头看，瘟疫流行对社会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瘟疫大暴发，加之战乱，人口骤减，由6000多万减少到1500万以下。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人们所熟知的是孙刘联军火烧战船大破曹军，实际上还有当地瘟疫流行导致曹军败走。《三国志》就记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唐宋时期，瘟疫的记载不绝于志书，往往出现如“贞观十年，关内、河东大疫”“江南频年多疾疫”等表述。唐朝天宝十三年，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因疫病，众多士兵病亡，最终大败，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之一。
明末清初有一次大规模的瘟疫流行，导致数千万人死亡。《明史》记载，从万历年间开始，传染病疫情出现了发生频率逐渐增加，烈度逐渐提高的趋势。1644年春，鼠疫在北京达到流行高峰，当时的北京死亡多达数十万人。《崇祯实录》称：“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李自成攻打北京之前，北京城已被鼠疫折磨了一年左右，因此有史学工作者将明代灭亡和鼠疫联系起来。
1910年至1911年在中国东北地区暴发的鼠疫，夺去了6万多人生命。对于这次的鼠疫，有专业人士从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的情况判断，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境遇，卫生状况比较恶劣，传染病流行，寄生虫病分布广泛，危害比较严重。
2.世界历史上的几次大瘟疫
世界也是如此，瘟疫的流行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公元前430至公元前427年，席卷整个雅典的瘟疫直接导致了近四分之一的居民死亡。以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皇帝的名字命名的查士丁尼瘟疫，公元541到542年在地中海一带大暴发。据研究，这是埃及运粮船上的老鼠给东罗马帝国带来了一场瘟疫，在当时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每天有多达5000人死亡。最后，这座城市约40%的人口死亡，并蔓延开来，导致了上千万人死亡，甚至皇帝本人查士丁尼一世也染上了这种疾病。查士丁尼瘟疫使劳动力和兵力锐减，正常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对东罗马帝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14世纪中叶，肆虐欧洲的黑死病令人谈之色变。这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患者身上会出现青黑色的疱疹，故得名“黑死病”。根据学者估计，1347年至1353年黑死病在欧洲大暴发，导致2500多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后来这场疾病在世界蔓延，大约夺取了5000万人的生命。这场瘟疫改变了欧洲和世界的面貌，很多神职人员染病死亡，动摇了“瘟疫是上帝对罪人惩罚”的这一基本信念，削弱了教会对大众的精神控制，引起欧洲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全方位危机，也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16世纪，蔓延于美洲的瘟疫，夺走了数百万印第安人的生命，约占美洲大陆人口的三分之一。印第安人因感染西班牙人从欧洲带来的传染病而死。
1665年至1666年间发生在英国伦敦的大瘟疫，导致近10万人死亡，占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1918年到1919年流感从欧洲蔓延到全世界，造成上亿人感染，夺去了2500多万人的生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还多。
瘟疫对人类带来了极大伤害。所以，有专家建议，研究历史要改变过去那种过分注重人类文明及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历史，今后要对人类文明所依存的环境及环境对人类文明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加强研究。
3.中国古代对瘟疫的防控措施
在防治危害严重的传染病方面，我国从古到今积累了许多经验。古代对瘟疫的控制主要采取三种方法：
一是药物治疗，中医药学趋于成熟，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防病治病的理论和技术体系。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有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其他中医经典如《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则提供了一些防治疾病的辨证处方与药物知识。
二是预防和免疫治疗。唐宋时期广泛应用香药来预防疾病，明代流行焚烧苍术来净化空气。随着防治疫病的认识不断提高，人们开始实行免疫治疗，主要是针对天花。明朝中期，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在民间出现，清朝将其引入宫廷，为皇室成员种痘，后来这一技术传到欧洲，发明牛痘接种术，为最终全球消灭烈性传染病天花奠定了基础。
三是隔离传染源。据史料记载，从汉代开始，就用隔离病人的方式来控制瘟疫的传播。清代宫廷中设“避痘所”隔离感染天花者，规定在隔离九日后亲人才可探视。
在整个防治进程中，中医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各种瘟疫，一代代大医毫不退缩，不避艰险，反复在实践中研究治法，取得一定效果。同时注重做好隔离预防和公共卫生，加之交通不够发达，古代很多瘟疫能够控制在有限的区域内。
中国古代对防疫有丰富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也存在着明显不足。
一是缺乏有效的组织性防疫。旧的社会制度下社会组织能力弱，在民间，每当瘟疫流行，地方政府与社会人士往往只能做一些临时性的收容、散药等工作，没有持续性，无法持续有效地组织防控。所以瘟疫流行时间长，危害大。二是防护技术不足。受科学技术因素的制约，古人无法知道空气中存在不同大小的病原颗粒，不能发明相应的隔离防护用具和有效消除病原，虽然认识到疫病会传染，但无法根本性阻止。
4.新中国的防疫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1949年11月，毛泽东指示卫生部要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经过大规模的疫情调查和研究，1950年1月，卫生部首先展开了对结核病的预防工作，自当年起在全国各城市大力推广卡介菌苗接种工作，所需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承担。1950年8月召开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会议确立了“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同年10月，卫生部颁发《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全国民众必须普种牛痘。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对全国防疫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在抗美援朝期间，我国还开展了防控鼠疫的斗争。1952年2月，朝鲜战场上发生鼠疫、霍乱等传染病。3月，有志愿军战士被感染。为做好防疫治疗工作，国内先后向前线派出三批包括有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毒物化学、病理学、营养学等50余名专家和数百名防疫人员，为前方提供鼠疫疫苗，并开展消毒工作。采取这些措施后，前方很快控制住了疫情发展。
第三届全国卫生会议于1953年12月召开。会议要求更加努力地培养卫生工作干部，坚持不懈地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预防流行性疾病的工作开展下去。
数十年来，我国大力推行预防接种，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体系，健全传染病预防法律法规，积极开展鼠疫、血吸虫、疟疾、麻风、结核、艾滋病等专项防治。1961年基本消灭天花，2000年实现消灭脊髓灰质炎，许多传染病发病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前，我国也曾经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抗瘟疫斗争：
一次是消灭血吸虫病。新中国成立初期，流行于南方一些地区的血吸虫病是危害最大的传染病，大约有一千万人受害，近一亿人口受到威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防治工作。1955年，毛泽东亲自视察了血吸虫病疫区，并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经多年艰苦奋战终于取得明显成效。在疫情最重的江西余江县，人民群众掀起了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于1958年全面消灭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奇迹。毛泽东看到报道后作《送瘟神》诗二首，表达了兴奋之情和豪迈气魄，其中两句就是：“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一次是2003年抗击非典的胜利。非典暴发时，面对这个当时世界医学界尚一无所知的新型传染病，人们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也促进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设。
从磨难中奋起的启示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的。”历史进步的前提是善于化危机为机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汲取历史智慧。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战胜疫情、从磨难中奋起带给我们宝贵的启示。
第一，正确判断形势，辩证看待问题。正确判断形势，深刻认识国情，是制定正确政策的前提。作为决策者领导者，能不能正确判断形势，拨开迷雾，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这是斗争能否取胜的关键所在。比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就有“速胜论”“亡国论”种种说法，议论纷纷。在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还不甚明了的时候，毛泽东正确分析了国际形势，特别是正确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国情，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毛泽东有说服力地描绘出战争的结局，增强了人民的抗战必胜信心。这样的科学判断，就是在正确认识形势、深刻分析国情的基础上作出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在这次大考面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准确判断形势，迅速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防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我国的防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是疫情在全世界面临严峻形势，我国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所以要认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仍处在关键阶段。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
正确判断形势，科学谋划工作，需要辩证思维。只有承认矛盾、分析矛盾，才能够抓住关键，找准重点，在联系和发展中解决矛盾，推动工作。现在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冲击，但是我们从长远来看，从我们的基本发展理念、发展基础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不要被问题和困难吓倒。风物长宜放眼量，只要我们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我们的战略目标一定能够如期实现。
第二，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道路曲折是有必然性的，任何时候都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我们学习党的历史都知道，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抗战即将胜利，但是毛泽东在七大上一口气列举了我们可能遇到的17个问题，越是到胜利的时候，越要想到我们可能遇到的问题。毛泽东讲的第一条困难，就是“外国大骂”我们怎么办，能否经受得住。其中第十一条是“天灾流行，赤地千里”怎么办。讲完十六条以后还加一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怎么办。把各种困难、各种问题都想到了，我们才能赢得主动。毛泽东当年提了这么多困难，就是要求我们从最坏的可能性上去制定我们的政策，从而使我们赢得主动。这就是底线思维，这就是忧患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底线思维，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人类社会总是在成功解决各种问题中前进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强化底线思维，就要敢于直面问题，看不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要善于发现各类风险，不能报喜不报忧。要善于抓住要害、抓住源头，从补短板、固底板上解决风险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当出现风险的时候，我们要弘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切实把斗争落脚在化险为夷、转危为机上。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历史上有经验，也有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第三，尊重自然，尊重规律。过去的瘟疫一般是由两种因素引起的，一是自然因素，像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等。另外一个是社会因素，包括战争、饥荒等。人们常说大灾之后有大疫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发现这次疫情不属于传统两个方面的因素引起的。虽然新冠病毒的溯源还在探索当中，但可以肯定，怎么样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关键问题。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保护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要培养生态道德和行为习惯，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坚决杜绝滥捕滥杀野生动物，杜绝野生动物的非法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写道：一些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对此，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有一条规律，我们应该记住，那就是当人类爱护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时候，大自然对人类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破坏自然、损坏自然、违背自然的时候，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是无情的，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教训当中深刻认识到尊重自然、尊重规律的极端重要性，一定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
第四，坚持党的领导，充分依靠群众。大家知道，近代中国是在黑暗当中艰难前行的，孙中山先生曾经感叹，近代中国是一盘散沙。为什么一盘散沙呢？就是因为没有坚强有力的组织来凝聚、来领导。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华民族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曙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深入到群众当中去，起到了团结群众、凝聚群众这样一种核心的领导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呢？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能够发动群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坚持全民抗战，最终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每一次战胜磨难的实践都充分证明，只要有党的坚强领导，科学决策，有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有党员冲锋在前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就一定能带领群众战胜困难、取得胜利。
伟大精神是战胜疫情的强大动力
从古至今，中国人民同疫病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困难激发斗志，挑战砥砺精神。伟大斗争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激励我们夺取新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其中威力无比的伟大精神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2003年，面对非典型性肺炎疫情这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战胜了疫情，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抗击“非典”精神，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强大精神支柱。历史上防疫斗争的经验启示我们，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大力弘扬伟大精神，增强战胜磨难的决心和信心。
信心和勇气是我们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愈是困难愈是需要担当精神。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综合研判，及时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以迎难而上的英雄气概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豪迈气魄，明确了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的担当精神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优良传统。
这一次抗击疫情是一场人民战争，坚持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各行各业的广大群众，团结一心，不辞辛劳，守望相助，真诚奉献，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形成了共同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是夺取抗击疫情胜利的强大力量。
特殊的战斗需要特殊的战士，生死搏斗必然涌现英雄。广大医护人员舍小家顾大家，义无反顾、驰援湖北。他们不辞辛劳，日夜奋战，护理、治疗、抢救，全力以赴投入到与病毒抗争、与时间争夺生命的赛跑中。抗击疫情中展现的不屈不挠、舍己救人的人间大爱，拯救生命的坚定从容、忠于职守的高度责任，共克时艰的勠力同心，等等，都是义无反顾、顽强拼搏斗争精神的生动体现。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也孕育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义无反顾、顽强拼搏的战疫精神，赋予伟大的中国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激励我们取得抗击疫情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8日 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