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非正式会晤”避开了诸多程序性、事务性的安排，也给了两国领导人更多的交流空间。这种会晤形式的选择既需要领导人的私人友谊，也有助于培养和增进领导人的个人感情。
2018年4月22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来华访问的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共同会见记者时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将于4月27日至28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非正式会晤。由于印度政府已经确认莫迪总理将会出席6月初在青岛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就意味着短时期内莫迪总理两度访华。
这一消息一公布，就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和好奇。更具突破性的是，这是自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实现中印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印领导人举行的第一次非正式会晤。
超常规的东湖会晤
媒体和观察家们好奇的是，2017年“洞朗对峙”中似乎一度可能发生冲突的中印关系，为什么在几个月后却突然间实现关系的大转圜?从细节上的特殊安排中，如何能够解读出未来的发展趋向。
一是，为什么莫迪总理要在短期内两次访华，武汉的高层会晤有何特别的议程?按照王毅外长的说法，“两国领导人将围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战略沟通，并就中印关系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同时快速崛起，使世界三分之一人口走向繁荣进步，从而根本上改变着世界格局，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而两国领导人非正式对话的议程则是“中印关系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目的则是“就世界格局和中印关系做出战略判断，引领中印关系把握大方向，树立新目标，开创新局面”。
二是，为什么选择“非正式会晤”的形式?事实上，中美领导人经常举行非正式会晤，如“庄园会晤”“瀛台夜话”“西湖茶叙”。但是，对于中印两国而言，两国领导人举行非正式会晤却是史上第一回。一般而言，选择“非正式会晤”避开了诸多程序性、事务性的安排，也给了两国领导人更多的交流空间。这种会晤形式的选择既需要领导人的私人友谊，也有助于培养和增进领导人的个人感情。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的互动中，一直很注重私人友谊的增进。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就任以来首次访问印度时，第一站到访莫迪故乡古吉拉特邦。而2015年5月莫迪访问中国时，选择的第一站也是习近平主席故乡西安。两国领导人的“家乡外交”已经传为了中印关系史上的美谈。非正式会晤既需要两位领导人私人感情的基础，也反映了两国领导人希望以此提升两国关系的发展。
三是，为什么选择在武汉进行非正式会晤?选择武汉显然是双方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将会晤地选择在武汉而非北京，一方面是基于平等相待的考虑(否则印度国内的反对派会说莫迪是“朝拜北京”)，另一方面也寄托中方对中印关系发展的期待。众所周知，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畅游长江后写就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其中，该词里，“……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尽管该词原意描绘的是祖国江山的雄伟瑰丽和巨大的建设成就，另一方面该词恰恰表达出中方对于两国关系发展的期待。想象一下，面对烟波浩渺的东湖，中印两国领导人在“闲庭信步”中“指点江山”，由此两国关系“变通途”，进而“当惊世界殊”，这不正是王毅外长说的，两国领导人“就世界格局和中印关系做出战略判断，引领中印关系把握大方向，树立新目标，开创新局面”。
虽然对于武汉会晤将取得何种成果仍不明晰，但是，双方能同意通过举行这一会晤来改善和提升两国关系，本身意味着双方已经摆脱过去的阴影，两国关系返回到了正常轨道，甚至可能经由武汉会晤实现构建稳定的中印关系的目标。
中印关系的新起点
不过，很多人更好奇的是，究竟什么因素，能使中印走出困局?首要的原因无疑是对两国外交的反思。就印度而言，最重要的是它从“洞朗对峙”中看清楚其外交政策的不足。
首先，印度在大国中似乎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奥巴马时期，美印确实有着比较明确的共同战略目标，印度拥抱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意图同美国共同平衡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力。特朗普上台后，其不确定的外交政策一度让印度较为担忧。“洞朗对峙”发生后，美国并没有明确支持印度。而2017年底特朗普访华对印度更像是一个打击，至少让印度看到中美关系重于印美关系。
从传统友谊上说，俄罗斯可谓与印度关系最好的大国，但是“洞朗对峙”中俄罗斯完全沉默。印度就此问题向俄罗斯通报，但是俄方并没有显示支持态度。印度想要拿出印俄在2017年10月19-29日举行“因陀罗2017”军事演习来壮胆，但是俄罗斯外交部回答称，这一演习是年度例行演习，早在4月份就定下来了。
如此种种，在过去一年里，印度对自己的外交进行了调整。除了加紧与日本在安全、政治、经济上的全方位合作外，印度还着手修复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改善同南亚其他小国的关系。修复同中国的关系，更是这一调整中最重要的一环。
中印两国也看到，需要对近年来两国互动模式进行纠偏。事实上，2014年5月莫迪上台之初，两国关系取得了很大突破，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中方同意开通乃堆拉山口作为印度官方香客的朝圣路线，中国在印度建设工业园区等等，彼此在外交上形成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但是自2016年以来，印度在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和恐怖分子列名等诉求上同中国的分歧显现，为此印方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在敏感的领土边界、涉藏等问题上开始搞小动作，形成了中印消极互动的趋势。
早在2016年底，观察家基金会研究员曼诺吉·乔什就曾告诫过印度政府，以强硬施压的方式要中国改变在NSG问题上的立场，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印裔著名学者白康迪( KantiBajpai)则在一篇评论中直言，“新德里太亲美，而对华外交却太富于进攻性”。
如果说“洞朗对峙”是近年来中印两国关系的最低点，相信武汉的“东湖会晤”则会是开启稳定的中印关系的新起点。暂且不论这场会晤的具体成果是什么，单就两国领导人能够在“闲庭信步”中“纵论天下”，就足以表明，中印关系已经摆脱“洞朗对峙”的困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