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泸州纳溪区法院江宁法庭就遇到了这样的棘手事。为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江宁法庭积极探索，将明明的财产监管权转移到了第三方，由明明所在的纳溪区棉花坡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代行监管职责。
父亲去世 留下95万赔偿金
直到现在，明明仍无法完全明白，围绕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明明的父亲张龙，是一名幕墙维护工，长期需要高空作业。不幸的是，在一次作业中，张龙不幸坠亡，留下了8岁的明明。有点特殊的是，明明的家庭关系相对复杂。事发时，明明和父母一起生活，但父母并没有办理结婚手续。另外，母亲刘英此前还有婚史，并留下了三个孩子。明明爷爷张发明、奶奶李素珍则长期和另外一个儿子一起生活。相关证据显示，在这之前，张龙和其父母关系很一般。
张龙去世后，在争取赔偿金上，刘英、张发明、李素珍暂时结成了同盟。95万元赔偿款是一个协商后的结果，没有经过司法程序。根据当初的赔偿协议，95万元赔偿款一次性转到了张发明的账户上。此后，张发明又转了20万元到明明母亲刘英的账户。另外，处理张龙后事，还花了10万元。明明则继续和母亲一起生活。
分割难题 彼此缺乏信任
最先对赔偿金不放心的，是明明的母亲。今年3月，刘英以明明名义将张发明、李素珍诉至纳溪区法院，请求对余下赔偿金进行分割。
在刘英看来，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张发明、李素珍育有两子，张龙为次子。张龙和哥哥素来不和，生前和哥哥及父母几乎已经断绝来往。张龙去世后，张发明、李素珍火速开始在农村盖房。这使得刘英担忧，赔偿款可能很快就会被明明爷爷、奶奶挥霍一空。
同样，对于刘英，张发明、李素珍也有看法。在和张龙同居前，刘英已和他人育有3名子女。办完张龙后事后，刘英带着明明，和之前所生的大儿子一起共同生活，家庭关系复杂，家庭负担也很重。张发明担心，将赔偿金分割给明明后，实际掌控人仍然是刘英，“万一对方将款项用于其他家庭成员的开支，怎么办?”
“从理论上讲，95万元既包括了张龙的死亡赔偿金，也包括了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近亲属精神抚慰金等一系列项目。被抚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抚慰金可以各归所有，但死亡赔偿金只能参照《继承法》按照与死者生前生活的紧密程度等因素进行分割，但由于此前的赔偿案并未经过司法程序，各个款项金额并不明确，是一笔糊涂账，精准分割存在困难，再加上双方互不信任，有点棘手。”承办法官周文婧说。
在受理了该财产分割请求后，法院当即对张发明的账户进行了保全，此时，账户内只剩下30余万元。
第三方介入 关工委代为监管
根据现行法律，刘英虽没有和张龙办理结婚手续，但作为明明生母，其法定代理人身份不容置疑。由她履行监护人职责，对明明财产进行监管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但在具体处理过程中，周文婧思考得更多，“目前情况来看，由明明母亲履行监管职责，确实存在危及明明利益的可能性。一旦处理不当，则可能引发次生矛盾。
最终，引入第三方机构代为监管的设想，在法官脑海中逐渐成形。在周文婧努力下，明明所在的纳溪区棉花坡镇关工委愿意介入。最终，在法庭主持下，该财产分割请求之诉最终以调解结案。在法庭主持下，张发明、李素珍决定再支付30万元给明明，并同意该笔款项由该镇关工委参与监管。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全程参与处置此事的棉花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蒋吉权表示：“从关心、保护未成年人这个角度，我们责无旁贷。但由于是第一次遇到，确实没有经验。为此，我们还专门请示了党委、政府，并和法院、银行进行多次沟通。既要考虑合法性，也要在可操作性上进行全面把握。”
目前，纳溪方面的这一模式为，以明明名义将30万元用定期的方式存入银行。所有支出，需经关工委审核把关并出具证明后，银行才会放款。整个监管将一直持续至明明年满18周岁。而对于分割后的剩余赔偿款，部分属于张发明、李素珍应得的赡养费和参照《继承法》该得的死亡赔偿金。而对于其此前转给刘英的20万元，则作为明明18岁前的生活、学习用费。对此，各方均表示认可。
法官解读
法院能否裁判第三方介入?
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中寻找不到依据
周文婧表示，目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只明确了监护人损害被监护人利益时的处理情况，“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院可以依据相关单位申请，撤销被监护人资格。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给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但这种规定均是一种形成不良后果后的事后补救。现实生活中，往往还存在当未成年人基于分割死亡赔偿金、继承、接受赠与等事由获得大额财产时，若此时的监护人因种种原因已不适合作为财产监管人情况时，在制度设计上如何未雨绸缪，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值得思考。”
另外，本案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在于，经过法院努力，各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调解结案。假设法定代理人的母亲坚持要求明明的财产履行监护，法院能否根据实际情况，径行裁判由第三方介入?对此，周文婧表示，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当中确实寻找不到依据，“但司法确实需要体现公序良俗和未成年人利益保护优先等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前立法上的某种不足。在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上，从立法角度看，这一块仍有探索空间。”
